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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听“梁祝”

2008-09-07 16:38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陈幼民 我有话说

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作为最著名的华人金曲之一,已经传遍了全世界。在今天,无论是在广播电视里,音乐会上,经常可以听到它动听的旋律。人们对它喜爱有加,不仅将其送入太空,在宇宙间播放,还遍地开花到卡拉OK厅和手机铃声上,我都有点担心,这样会不会造成人们的审美疲劳,降低了对它的珍重。

作为庆祝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,《梁祝》一经推出,就受到广泛好评,只可惜那时我年纪尚幼,加上媒体又不发达,无缘听到它。“文革”风起,它难逃厄运,被打成“毒草”,从人们的耳边消失了。但事情总有例外,我第一次听到它,恰恰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

那是一个颠覆的年代,以往熟知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变成了“封资修”的黑货,搞得人一下子失去了基本的判断。那时社会上盛传着一份江青评点众多作品的讲话,像个记录稿,三言两语就判了一部作品的死刑。比如说王晓棠在《英雄虎胆》里的演出像美国的吉普女郎;雷振邦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插曲是靡靡之音,是伪满歌曲的翻版;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;《五朵金花》专谈恋爱,不讲进步;《战火中的青春》宣扬个人英雄主义;《青春之歌》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;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不讲政治进步,专搞三角恋爱。《燎原》《洪湖赤卫队》是为刘少奇、贺龙树碑立传等等。点名之多,几乎囊括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所有知名的作品。虽然看到的只是油印材料,也无从辨别真伪,但以江青的名头出现,人们便被认为是“中央文革”的声音,它成了辨别革命与非革命文艺的标准。革命群众的觉悟,在于能够领会精神,由此及彼,发扬光大,用此讲话为准绳,重新审视一切。一时间,凡是那些缠绵的、抒情的、忧伤的等等,就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情调,不待上边点名,自己就先把它批倒了。取而代之的是“拿起笔做刀枪”,“东风吹,战鼓擂”之类的激昂腔调。宣传队演节目,除了语录歌、八个样板戏,舞台上对口词、三句半就成了主要的形式,演员不但要扯破嗓子地吼,还要用脚拼命地跺地板,再配以锣鼓,如果还嫌不够劲儿,从工厂找一块铁皮来,用榔头使劲敲,美其名曰:增加革命气氛。

应该说江青还是有“眼光”的,她所批判的,几乎都是我们这样的小子最感兴趣的地方:看《英雄虎胆》,念念不忘的就是妖艳的阿兰和曾泰跳探戈的场面。就像看《列宁在十月》,最喜欢的是跳《天鹅湖》的那一段。也曾羡慕雷振林的英俊帅气,能够得到高山的芳心。《五朵金花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所有插曲,当时风靡了全国,在伙伴们中间,谁要是会唱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,并且不跑调,就成了我们佩服的对象。现在让“旗手”一点,敢情都是资产阶级情调。自己对这些感兴趣,说明中毒匪浅,不立马“斗私批修”还等什么呢!

不过人总是会有一点叛逆精神的,或者说有一种本能的好奇心,尤其是十几岁的少年。你越说是“毒草”,我们就偏要找来看一看。倒不是为了批判,我们既没有那种觉悟,也没那份水平,只是为了在伙伴们聊天的时候,有点吹牛的资本。这倒是一种有趣的现象,你要是一点“毒草”都没看过,在同学闲侃的时候,就没有话语权,显得跌份。有专家曾评论说,“文革”实际上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条线,并不完全一致,我觉得有道理,从我们身上,便可略见一斑。尽管造反的大潮席卷而来,那些作家艺术家都变成了牛鬼蛇神,谁也不敢对他们表示丝毫的同情,但以批判的名义观看这些作品,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,因为上边有话,坏作品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。于是许多造反组织,纷纷举办批判电影专场,这倒为我们提供了满足心理需求的机会。只要打听到哪里有放映,我们就千方百计挤进去看。什么《舞台姐妹》《逆风千里》《北国江南》《清宫秘史》《不夜城》,包括前苏联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之类,都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看到的。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内部电影”风靡大陆,可能就是发端于此。相对于那些革命作品,“毒草”却总是给人一些别样的感受。记得看完《早春二月》出来,我和同伴许久都没有说话,虽说这是出了名的大毒草,可萧涧秋的儒雅,陶岚的美丽,古朴的江南水乡风光和影片中那缠绵悱恻的情调,却完全遮盖掉批判的话语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我无法正面表达对它的好感,只能借助当时流行的最高指示说反话:看来还是领袖说得对,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有艺术性的,就愈能毒害人民。

那时的复课闹革命,也是在应付事,老师们讲完了课,早溜得不见踪影,剩下一群百无聊赖的学生,在教室里边打牌边闲聊。我这人对棋牌均无兴趣,便和几个知己的同学侃大山,自然还是比试各自的见闻,不知怎的,一天话题忽然说到了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。我说,听说这个曲子特别棒,只可惜没听过。说时无意,却被我的铁杆哥们儿赵振先认了真:“你想听吗,我家里就有。”他悄悄对我说。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”,几个人一商议,就决定马上去听。也有不敢去的,但答应一定守口如瓶。说来荒唐,现在谁都知道《梁祝》何其高雅,可当时密谋听它时的鬼鬼祟祟,倒有点像今天有人偷偷请你去看A片,怎敢张扬。我们几个人像作贼似地,悄悄溜出校门,来到三不老胡同他的家,钻进他和哥哥共住的小房间内。

关好房门,拉上窗帘,赵振先取出一台很旧的电唱机,放在桌上,又拉开柜子的大抽屉,我见到里边满满当当全是唱片,真不知他们家是怎么躲过“破四旧”的,居然还保存了这么多。赵振先翻了许久,终于找出一张,放到唱机上,把手一挥道,你们听吧。

唱针在黑色胶木唱片上轻轻划动,先是传出悠扬的长笛,又引出小提琴缠绵的旋律。几个从没接触过交响乐的少年,刚才还满怀着诡异的心态,只想干一件出格的事来寻求刺激,却顷刻之间被这旋律给吸引住了。我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奏鸣曲的曲式,也不明白什么大小提琴对答的表达方式,更没有关注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,只觉得那乐曲好听得难以形容,就像是天上传来的,能使人灵魂出了窍,随着它飘来飘去。它时而清新秀丽,仿佛春日的阳光;时而低回婉转,那弯儿拐得人荡气回肠;时而哀怨凄婉,如泣如诉,让人心酸得想哭。它好似一溪清泉,源源不断地淌进了干涸心田,浸润了板结的外壳,唤醒了久别了的柔情,那是和社会上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全然不同的一种情感,如果此刻身边坐着一个女生,我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吻她一下。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,老师也介绍过一些作品,可都没有像今天听到的这样让我感动。几个少年全无了往日的喧嚣,只是呆呆地坐着,听着,全曲结束了,很长时间,大家都没说话,就像做了一场梦。

随后一整天,我都沉浸在《梁祝》的旋律里,回味着刚才的那种感受,它就像一层无形的膜,暂时隔开了贴满大字报的校园,使我意识到另一种美好的存在。这可能就是“毒草”的“魅力”,让人心甘情愿地被它俘虏了去。骑车回家的路上,经过德胜门古老的箭楼,看到夕阳将它染成金色,归鸟在琉璃瓦的重檐上盘旋,我忽然觉得,那旋律和这景色颇有相通之处,虽然京城在翻天覆地地折腾,可这箭楼却依然如故地保持着一份古韵,孤独而略显悲凉。其实生活中不只有一种旋律,就看你能否感受到它的存在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没有向别人夸耀偷听过《梁祝》,倒不是怕人戴帽子,而是心里的这份感受,不愿意随便抛出来,变成无聊的闲侃。我珍视它在那普遍蔑视人性的年代里,给我带来的一点点真情的温暖。

再次听到《梁祝》,已是“文革”以后了。它和众多作品一样,被平了反,进入音乐厅、电视和讲台。如今的音响效果,也不是那台留声机可比的。通过专家的讲解,我也逐渐了解了它的奏鸣曲式的结构,什么呈示部,展开部,再现部,哪一段是草桥结拜,哪一段是投坟、化蝶。细节的发掘对于深入了解一部作品无疑是必要的,否则就会埋没了创作者的苦心。但音乐的欣赏如果每一小节都要按照固定的解释,无疑会束缚听者的想象。虽然每次欣赏这部作品都会有新的感受,可我依然觉得,“文革”时的那次偷听,有如初恋般的令我难忘。尽管那时懵懂无知,但作品中最想告诉人们的东西,我想,我还是听懂了。

(本文编辑:李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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